他虽然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但是提出了有关新儒学的一些重要思想和问题，这些思想成为理学思想的重要来源，这些问题则成为理学所要解决的中心课题。
朱熹在解释《孟子》中仁之胜不仁也时说：仁之能胜不仁，必然之理也。他们甚至认为，在先秦时期，情字的基本含义或主要含义是指情实而不是情感（实际上，二者是有内在联系的，兹不论）。
这个重要思想，是在解释《中庸》的成己，仁也。朱熹在解释《孟子》中的故与智时说：愚谓事物之理，莫非自然。因此，析理则不使有毫厘之差[25]，这样才能将书中的义理断得清清楚楚。心是《孟子》也是理学中的重要范畴，朱熹对于心的问题的重视，决不下于心学家，以致有些学者如钱穆先生认为，朱熹是一位心学家。从体的方面说，心是神明不测[38]之心。
但在另外的情况下，心之体用就是讲性（即理）与知的关系的。朱熹的注释不但做到了，而且使人们对于孔子的思想，有了全面系统的理解。但是，最终却要超出名理之外，实现最高的本体境界。
除其所以迷，去其所以惑，故心不乱而物性自得之也。二 玄学思维不仅是自反式内向思维，而且是主体体验型思维和自我超越的形上思维。玄学家所说的体自然、任自然、玄冥之境，都是这种思维的突出表现。所谓放荡于形骸之外或游心于形骸之外，似乎是离开形体，达到精神的彼岸，但实际上完全不是如此。
玄学家的玄思，真正达到了人学形上学的阶段，确立了人的形而上学的存在。求他人之性，这是分外之事，不但不能做到，而且不应当去作。
他提倡的玄冥之境，就是这种思维的集中表现。他把自然归结为人的不知其然而然的内在本性，否定了本体之无，也否定了儒家目的论的天，更加强调人性的内在性，从而也就突出了人的主体性。玄学提倡辨名析理，但是也没有发展出概念论、逻辑论的形式理论，而是确立了人学本体论。所谓体自然，从本体论讲，是以自然为体，自然即是世界的本体。
[12] 郭象提出了自我意识的问题，突出了自我存在，这是一个很大的贡献，他所说的自我，是现实的个体的自我，具有个性特征。因此，这既是自我实现，又是自我超越。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进其所能，益其所习，这显然是以求知为特征的对象思维。
只有进到极的境界（极也是存在），才能游于无小无大、冥于不死不生。他认为，自我在性分上是完全自足的，不多一点，也不少一点，因此，不需他求，也不能他求。
[16] 中村元：《东方民族的思维方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二编第十二章。玄学提倡以自然为宗，但它并没有发展出真正的自然哲学，而是确立了人的自然之性。
自性也就是自我，自知其性就是认识自我，建立自我意识。王弼的得意忘言说，就是属于这种思维。[19]性命之常即是超越现实自我的真我，又是无限永恒的绝对。郭象一方面重视现象界的存在，人不能离开时空变化，自然就是万物本来的样子。迹是现象，所以迹是本质，二者是不能分离的，但所以迹是自性的最高标准，也就是性各有极的极，它就是实现万物一体的根据。圣人通达并实现了自然之性，与自然合二为一，因此，除去了心中的迷惑——功利、道德、知识之类，故心不乱而性自得，性自得故物性亦能自得。
[23]《庄子·逍遥游注》。陶渊明有一首诗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魏晋南北朝兴起的绘画、书法等艺术，并不注重写实，而是以表现意境为主，求神似而不重形似，神似高于形似，有所谓传神写照的佳话。这里所说的物性自得，同儒家《中庸》所说，尽其性以尽人之性、尽物之性，意义虽然不同，但属于同一类思维方式，即通过自我反思和由己及人、由内及外，实现人性的自觉。
[7] 他承认人的理性能力，这种能力在于认识自然之理，但有外在事物的自然之理，有内在本性的自然之理，二者内外殊用，彼我异名[8]。不过，郭象所提倡的复归于极，更具有神秘主义特点，它完全排除了概念分析和对象认识的可能，只靠内心的自我体悟、自我体验来实现。
所有这些，对后来的思想文化、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深刻的根源则在于玄学的思维方式。自我则是指血肉之躯的感性存在，即所谓形骸。好的书法作品，不只追求笔形结构的整体规则，而且表现一种潇洒飘逸的神韵、气韵，所谓字如其人，也说明书法是表现人的精神境界的。这等于取消认识对象，否定外向思维，是一种典型的内向思维。
由于他明确主张形神合一，他的超越论更具有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即不离形体而又超越形体，不离现实而又超越现实，不离情感而又超越情感，现实的自我同时又是无为自得，体妙心玄的真我，不在自我之外求所谓真我，而是在自我之中实现真我。因任自然不是消极被动地顺应客观世界的外在的自然规律或自然法则，而是顺其自然之性，并能够自觉地认识和实现人的自然之性，这才是玄学的根本思维。
因为后者是认识的再认识，离不开主客体的对立。无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是人的本质而不是一般的存在的本质。
同王弼相比，他更强调内在性。人的最高境界是圣人境界，但圣人之所以成为圣，在于冥而不在迹。
道也就是无，即没有任何具体规定的绝对本体。[3] 这个概括既反映了老子的思想，同时也代表了王弼的思想。[2] 王弼：《老子二十九章注》。[7]《嵇康集·声无哀乐论》。
这正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一个最好的例子。这里面有很多原因需要探讨，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则是由传统思维方式决定的。
[8]《嵇康集·声无哀乐论》。他所谓游心于玄默，就是摆脱语言的束缚，冲破概念的界限，超越主客的对立，不要任何中介，直接进到自然的本体境界。
这是郭象不同于其他人的特点。随变所适是不离现象，不荷其累则是超越了现象。
